浙江省桐乡市档案局（馆）编辑的《茅盾珍档手迹 书信》内，收录了茅盾致赵清阁信札二十五通，其中两通并未入集《茅盾全集》书信卷（第36至38卷），这可以看作是茅盾的“集外信札”。这两通信札分别是1978年1月19日、缺年份的某年9月7日致赵清阁信札。结合信札内容和周边的相关文献，可以判定9月7日这通信札的写作时间为1977年。两通信札涉及1977至1978年茅盾的晚年生活细节，以及他与当时文坛的密切互动关系。本文围绕相关细节及周边文献对这两通信札进行释读，以便学界能进一步了解信札背后复杂的社会与历史，和茅盾提出并强调的“义不容辞”的文学史、思想史之特殊意义。
关键词：茅盾；致赵清阁信札；1978年1月19日；1977年9月7日；考释
近读浙江省桐乡市档案局（馆）编辑的《茅盾珍档手迹 书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笔者看到茅盾致赵清阁手迹信札影印件共计二十五通，分别是1944年一通（12月1日）、1975年六通（6月24日、7月7日、7月18日、7月23日、8月13日、12月5日）、1976年六通（1月11日、2月1日、2月17日、6月5日、8月6日、11月16日）、1977年五通（1月9日、4月29日、8月5日、11月5日、12月15日）、1978年一通（1月19日）、1979年一通（10月12日）、1980年三通（2月4日、9月11日、10月21日）、1981年一通（2月15日），和一通写于9月7日的缺年份信札。查阅《茅盾全集》所收三卷书信（第36至38卷），除1978年1月19日和这通缺年份的9月7日信札外，手迹版茅盾致赵清阁信札悉数被全集整理并收录。对比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辑的《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1]，它公布了茅盾致赵清阁信札十一通①，前提及的这两通信札并没被公开收录。从作家全集编纂的维度来看，这两通信札可完全看作是茅盾的“集外信札”，那我们就从这两通集外信札的考释着手。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手书迟复为歉。近来不但文事忙，杂事亦忙。几乎不支。扶病而忙，非健康好转，义不容辞也。文联及作协恢复之说，此间亦有之，惟具体办法不明白。黄镇任文化部长已见报载，他又是中宣部副部长。想来你也早已知道。春节转瞬即至，预祝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樊骏先生曾说：“任何一则材料都一定要通过考证，才能作为入史的事例、论证的依据。考证是鉴别整理工作中最为普遍的方式和最重要的环节。”[3]361-362 茅盾致赵清阁的这通信札，我们试着进行考订。信札内容中提及的黄镇这个人之任职，其实是我们切入理解其写作时间的“关键点”。既然茅盾说到黄镇任文化部长的信息是由当时的报纸公布，想来所指报纸应包括《人民日报》在内。查《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0日就报道了黄镇在美国离任回国的信息。此前，他担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联络处主任[4]（相当于今天的中国驻美大使级别，当时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透露了黄镇回国后担任的新职务，正是茅盾所说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文化部部长。他是以新担任的行政职务、陪同时为国家副主席的参观朝鲜绘画展览[5]的。12月30日，由中宣部组织召开的“征求对当前宣传工作和拟于明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意见”的文化界党内外人士座谈会，茅盾就与黄镇同在一起开会。所以，从这一段时间点来看，编辑者判定这通信札的写作时间为“一九七八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既然这是茅盾对赵清阁1977年12月27日来信的“回复”，那我们可完全看看赵清阁致茅盾的信札内容，相关文字誊抄如下[1]147-148：
华翰敬悉，迩来常在报刊看到阁下文事繁忙，想见今年健康好转，为之欣慰。已届冬令，闻北方降雪，江南无雪亦冷；幸陋室向阳，不升炉火尚可御寒。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害得我居不安定，一再迁徙，抢房风刮的我几无栖身之地，真是天晓得。）虽然新居没有地板，草毯也能取暖。日前友人为我室内摄影，俟印出或寄您参观。（听说北京水泥新公寓质量较佳）
上海运动进入第三战役，“上影”乃突出的重灾区：创作干部几百分之百被整为黑线人物，莫不遭受“”。即使退休也不幸免。据最近揭发，百余人中有十九条命案，不少人劫后残生，整垮了身体。控诉时个个悲愤填胸。既恨“”之狠毒，又感激毛主席的洞察和、党中央的挽救。我已退休，未能参加控诉，但精神上经济上的创伤，犹有余痛，因此不能置身事外（当时他们并不以我退休而“照顾”），曾有所反映，一则为揭批“”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二则希望追查“抄家”的损失（主要是书画），尽管我明知没什么用，比起有些，还算是好的。通过“文艺专政论”的批判，一些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开始在落实政策（包括死了的），并还有不少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其创作，也会逐步落实。正如日前《人民日报》提出的，落实作家和作品[的政策]将关系到今后文艺创作的繁荣。（但还有待于流毒影响的肃清耳）
闻此间继“人大”、“政协”召开之后，“作协”、“文联”等组织也要恢复，这是文艺界的喜讯，是大好形势。不过我虽忝为“全国作协”会员（于成立之始）及“上海文联”委员，可能也以退休故而罢免。（我还不明确，是否工作退休等于写作及所有文艺活动也“退休”？）盖我又系毫无贡献之人。有感于此，近日捧读册页大作，对谬赞之处颇觉汗颜！写成七言九韵一首，以倾衷怀，录呈教正。又曾绘就大作中个别诗句意境数帧小画，拾赠一帧可作诗笺用，新年聊博一粲。敬祝
从茅盾回信文字中提及的“文联及作协恢复之说”可看出，居住在上海的赵清阁对于“文联”和“作协”这两大文艺团体机构的恢复之事甚为关注。此前的1977年4月22日，赵清阁就向茅盾打听过文联恢复的消息，“不知‘文联’今后是否恢复？倘得恢复，则我希望还能进‘文联’。”[1]140 茅盾对此有回应，他是这样回复的：“文联是否再建，此间无人谈起，我亦没有问过。私意以为过去文联实亦没有多大事情可作，现在精简机构，似乎不必重建了。究竟如何，大概要到本年第四季末期开过五届人大以后，中央方能就这样一些问题（包括工、青、妇的全国性中央一级机构）作出决定也。现在北京似仍有文联留守处（其实只一二人）附于原文化部宿舍，并无工作。”赵清阁在信札文字里提及了她对这一话题的关切，“‘作协’、‘文联’等组织也要恢复，这是文艺界的喜讯，是大好形势。”[1]140 不过，她更担忧的是她此时的“处境”：尽管1970年党组织和群众为她“作了正确结论，没有政治问题，由于世界观未被改造，解放前后写了些错误作品，文艺思想是有一定的问题的”[1]126 ，毋庸置疑的是她仍旧留下了小“尾巴”②。考虑到当时京沪两地邮政运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最快大约三天的时间就可收到邮寄信札，从复信的具体时间（1978年1月19日）来看，茅盾的确很迟才回复赵清阁，毕竟收到信札长达约二十天之后他才回信，这说明茅盾此时显得有一点“忙”，或许真如他信札中提及的“文事忙，杂事亦忙”。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通回复赵清阁的信札里，茅盾对自己当时处境的描述文字。他提及的“文事忙”“杂事忙”应是有所指的，一种原因是他对文坛事的关注与参与，另一方面则是他不得不参加相关的政治活动，和不断接受来访者的访问。可能更为痛苦的，则是他还要不断地复信。这样的复（回）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友人来信的回复，一是关于鲁迅研究的采访与复信。这里，仅以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19日他参加相关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文事活动和社交活动等）及其文章写作的相关情况做统计：
7月4日：赴丰泽园出席由臧克家提议举办的曹靖华、茅盾八十寿辰聚餐会（茅盾为补寿）。
7月24日：出席并主持在京爱国人士座谈会，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7月31日：出席中央、国务院和召开的中国人民建军五十周年庆祝大会。
8月1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建军五十周年盛大招待会。
9月9日：出席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当晚往首都体育馆出席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文艺演出大会。
10月22日：往东城礼士胡同五十四号，会见《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全体与会代表，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线日：会见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全体代表，发表即席讲话（后整理为《老兵的希望》）。
11月12日：往中山公园出席孙中山诞辰周年纪念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敬献花圈。
11月21日：出席《人民日报》编辑部举行的批判“”文艺黑线座谈会，作题为《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的发言。
12月23日：出席中央宣传部举行的宣传文化界党内外人士座谈会，并发言。
12月28日：出席《人民文学》编辑部举行的批判“”文艺黑线座谈会，并作题为《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的发言。
12月30日：作《驳斥“”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并揭露其罪恶阴谋》（评论）。
12月31日：出席《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东城海运总参一所礼堂举行的文学工作者座谈会。
1月8日：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出席并主持王葆线日：作《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评论）③。
至于这一时段信札的写作（包含复信），就更加的多了。按前面提及的四种《茅盾年谱》、以及收录在《茅盾全集》第38卷的信札来加以整理，此时段（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间）茅盾所写信札共计有九十五通之多（1977年7月十五通、8月十四通、9月十一通、10月十二通、11月十通、12月十七通，1978年1月十六通）④。茅盾生于1896年7月4日，1977年7月时他已经整整八十一岁了。这对于已是高龄老人的茅盾来说，写信当然是一件非常苦的事，他也曾有抱怨：“现在则精力确实不济，写封信长一点也会感到吃力。”[6]133-134从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的活动相对来说显得十分的频繁。所以，他在给赵清阁的信札中提到的“义不容辞”，无疑增添了学界对于晚年茅盾独具的崇高形象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的理解。1978年9月21日致臧克家的信札中，茅盾也流露出自己的这种“坚持”，“我是勉强支持着出席各种会议的，实在为难，不能不去”[6]293-294，表达的仍旧是这样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1977年以来茅盾的文学活动、文艺评论与频繁的书信写作，可见出他作为新时期文学“准备期”的推动者角色与价值。这里可从茅盾1977年6月至12月的五篇评论性质文章写作进行窥探，它们分别是《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通信》（《光明日报》1977年6月25日）、《鲁迅研究浅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9日）、《向鲁迅学习》（《世界文学》第一期）、《老兵的希望》（《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和《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作为一名自命为文坛的“老兵”，茅盾一方面热情参加了当时对“”的揭露和批判，顺应了时代的政治潮流，一方面则发挥着文艺“老兵”的热度，为文坛的重新建构略尽绵薄之力。不管是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特殊推介，还是积极倡导“双百方针”，抑或是表达对鲁迅研究的自我看法，他实际做到了所谓的“义不容辞”。1977年8月10日致王昆仑信札中谈及帮助胡絜青奔走老舍之事时，茅盾再一次用到“义不容辞”这个词：“我等从旁推动，义不容辞。”[6]179八十一岁高龄的一名文化老人，在身体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还能以这样的心态应对时代，是颇为难得的，这应成为1977年这个特殊年份里学界描述诸如茅盾在内的老作家们的时代侧影，更要理解他所说的“扶病而忙，非健康好转，义不容辞也”的精神承载，那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自我加载的历史责任与历史担当。
我们再把眼光转向“九月七日”这通茅盾致赵清阁不确定年份的信札。能确定的是，这一通信札并没有被整理、收录到《茅盾全集》（第36至38卷）内。北塔新近出版了《“信者”“信史”也：茅盾书信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也没注意到这通信札。这里仍旧依据手稿影印件先整理其文字，详细情况如下：
近来杂事甚多，不速之客亦多，觉得累了，腰痛也兼旬，医谓无碍，则亦听之而已。北京秋老虎厉害，仍潮闷，昨起，早晚凉，有秋意。但白天出外，仍穿夏衣。
您谓《李自成》小说畅销与我评价有关。其实不然。《光明日报》看到畅销，这才从雪垠处索观我前年和他的通信，并请雪垠摘录一部分发表。这一天的《光明日报》引起注意，至今仍有向报社索此日之报者。认为我对此书评价太高，又认为此书第一卷胜似第二卷者，大有人在，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金求足赤”，不合辩证法；书求全美，恐也如此。如果知道雪垠读过明末清初的官书，野史，笔记小说甚至方志之多，及其分析史料，去伪存真之辛勤，而且他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认真而确有所得，便会承认自来用历史题材写小说或剧本者都不及雪垠之认真不苟，何说其文笔也足以济之，如果从这样一些方面想，则我之评价未必过高也。至谓第二卷不及第一卷，恐亦是皮相之谈，此点说来太长，只好打住。
《李》书已决定拍电影，恐系连台三部，电影剧本正在编写中，预定于建国卅年周年时完成第一部，那时《李》书第三卷也将于此时出版。全书共五卷，四百余万字；第三卷初稿已得，将用一年多时间反覆修改。来信谓《李》书据明史简略之记载而演为百万字之长篇，盖未知其所据有之史料倍于明史李自成传者盖百千倍也。不是我狂妄，我在明史外，读明、清之际私人著作亦不少，但雪垠所读十倍于我。所以我知其写作时的甘苦。
至于来信谓文字有堆砌处，诚然有之；至谓情节繁琐，则未必；刘宗敏等有粗话，正是写其性格之一面。凡此等等指责，不独您有之，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希望本百家争鸣的精神，讨论一番，亦有益事也。
这种缺年份的信札，第一步要作的研究工作，当然是还原其真正的写作时间。众所周知，信札时间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它的文献价值大打折扣。正如金宏宇指出的，“对于后代读者来说，这些书信具有了史料价值，它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个人之史，或是作家的一种亚自传。”[7]既然可以把信札提升到“个人之史”或“亚自传”的高度上，精确性就成为信札作为文献的最基本内涵。凌孟华曾关注到这通信札，认为“此信不是一般的应酬信件”，对相关文字进行过整理，并依据信札内容的“回应赵清阁谓《李自成》小说畅销与茅盾评价有关”等，提出其写作时间“应在1977年”[8]。回头认真予以细看可看出，凌孟华关于其写作时间的考证过程还是略显简单，至少从他所罗列的那几点作为论证时间的基础，并不能直接就能把信札的写作时间指向“1977年”。钟桂松亦注意到此信（也曾对信札内容做整理），直接以“这是1977年茅盾写给女作家赵清阁的一封信”[9]作为判断前提，对信札涉及的茅盾与赵清阁之间的交往做了注解，但至于为何把信札的写作时间定在“一九七七年”，却并没做出比较细致的确认（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钟桂松的整理文字有多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笔者整理本依据于信札影印件）。那么，茅盾致赵清阁的这通信札在哪些地方透露了其时间，我们还得依信札内的细节文字来细读与捕捉。下面几处文字不能忽略，这里分述如下：第一处，当然是“预定于建国卅年周年时完成第一部”电影《李自成》，这说明信札的写作时间应该在1979年10月以前。电影的拍摄工作毕竟是要消耗很长的时间的，以当时摄制电影的实际能力来看，国家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把电影《李自成》第一集摄制出来。第一次动议把小说《李自成》改编成电影，是在1962年10月：“1962年10月，姚雪垠从武汉来北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修改《李自成》第一卷。北京电影制片厂（简称‘北影厂’）文学编辑葛琴等人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姚雪垠，商谈改编电影事宜。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北影厂将《李自成》搬上银幕的计划只好搁浅。”[10]211 再一次动议将《李自成》拍成电影，则在“1975年夏秋之间”，确定崔嵬为导演，姚雪垠有回忆说到这件事：“1976年春天，崔嵬来看我，商量把《李自成》搬上银幕。他在我家里，一谈到兴奋处，就站了起来，挥动着手势，好像是握着一把宝刀或一把大刀。说，‘我会骑马，会耍刀，扮演过宋景诗。要是我年轻岁，我自己就演李自成!’经过几次交换意见，我得到一个共同意见——暂时不管几集，第一卷可作为一集，以后一卷一卷拍下去。”[10]214
姚雪垠也将拍摄电影《李自成》之事告知了茅盾（1976年12月26日致茅盾信札），“将《李自成》搬上银幕（彩色宽银幕）的事，将在春节过后着手，已经确定崔嵬导演，李凖编剧，过了春节，北影就向中央呈报计划。全书分三集或四集拍，暂不定死。他们打算在七七年积极准备（脚本、演员、服装和道具），争取七八年开始拍摄第一集。”[11]83正是在知会小说《李自成》有摄制为电影的动议之下，茅盾才在致姚雪垠的信札中（1976年12月29日）谈及拍摄成电影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地方：
“不要把明朝士大夫的对话弄成现代话，起义将士及劳动人民的对话中也要防止出现新名词。从前拍过几部历史影片，如《甲午海战》《李时珍传》等，但都是没有小说原本，编剧者自己创作，现在从原作改编，问题就不同了。改编有所依据，这是有利条件，但也因此有所拘束，这是不利之处。¼¼将来《李自成》搬上银幕，或许观众们会觉得影片太简略了。原作的战争场面，用上万字来描写的，在影片中或许只要十几分钟，但原作的抒情的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场面，在影片中要处理得好，颇不容易，这要看改编者的本事了。”[11]87-88
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6月9日，姚雪垠、聂华苓、安格尔、张葆莘、王晓薇在北京华侨大厦客厅见面时，也聊及《李自成》要改编成电影的话题，提及将由北京电影制片厂领衔此任务[12]164。这说明，此信不可能写于1979年9月7日。所以，信札初步估计其写作时间应该在1977、1978年这两个年头之间。
这里要问的是，“1978年9月7日”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大家可以从1978年9月7日前的茅盾起居与行踪里寻找相关的线月茅盾发生了一次意外，这就是7月7日晚上的跌跤事件。他曾先后向周而复（7月19日）、王西彦（7月26日）、袁良骏（7月27日）、查国华（7月28日）、马子华（8月5日）、万树玉（8月5日）、姜德明（8月7日）、黎丁（8月7日）、胡锡培（8月16日）、杜埃（8月29日）、孙中田（9月6日）等谈及，因“右手有些发抖，写字困难”5，此时大部分信札均由“家人代笔”，并在8月7日致姜德明信札中特别交待“毛笔字简直写不成”[6]286 。而从茅盾9月7日致赵清阁的这通信札的毛笔笔迹来看，茅盾运笔一气呵成，并没再次出现“手抖”的现象。从这个细节来看，信札写于1978年9月7日的可能性并不大，前一日（即9月6日）茅盾还在致孙中田信札时谈及“我身体不好，信由别人代笔”[6]289，也是最为有力的佐证依据。所以，我们还得回到1977年8、9月间的相关文献来切入信札真正的写作时间。
第二处，是茅盾提及了《光明日报》1977年6月25日刊载的《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的通信》。这篇文章，是基于《李自成》第二卷上下册出版的推介评论。1977年2、3月间（版权页落款为1977年1月），《李自成》第二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装订发行[11]94-95。茅盾于丁巳年正月初二（1977年2月19日）致王亚平信札时，就对《李自成》的文学评价有自己的“期待”，“《李自成》第二卷第一册问世，是一件大事，但愿文学刊物尽快评介，不知今日写文学评论者有无余暇顾及此否？此所谓余暇，即在工农兵作品之余，有无时间乃至兴趣注意一个老作家所写的长篇（其长恐必空前，因为我们都知道全书梗概）历史小说也。”[6]120 《光明日报》、新华社很快都聚焦到《李自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3月时新华社曾以中国新闻社的名义“用六种文字向海外报道了《李自成》的出版消息，又安排香港《新晚报》自三月廿七日起连载第一卷。本月中旬又向海外发了一篇约四千字的‘访问记’，已经同时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以及《澳门日报》发表”[11]106。《光明日报》于6月初动议发表茅盾致姚雪垠的部分书信，最终这批摘录信札由姚雪垠摘抄、茅盾校订之后，于6月25日在该报第3版《文学》副刊第74期登载。
此时，读者中即有“第二卷不如第一卷”的文学评论，茅盾也“预感《光明》刊出摘录后将收到若干不同之反映，或有必要展开讨论，若然则胜于无反响矣”[6]156。7月25日，赵清阁在致茅盾的信札里有谈及《李自成》的话题：“日前于《参考》上看到您写过庆祝《五卷》出版的诗，还写过评论《李自成》小说的文章”，“雪垠的《李自成》从前读过，印象不深，适接广州友人来信，谈到该著及大作，是乃读者意见，剪奉一阅，当否，供参考耳。”8月5日，茅盾在复信中专门谈及《李自成》：
至于评《李自成》小说，则是两年前读了雪垠原稿时陆续给他的十来封信，六月廿五日被摘要发表于《光明日报》。如此而已，尊友云云，见仁见智。但此书印十万顷刻抢空，纸张紧，仅能印二十万，又已卖完，闻今冬或明春新版将印五十万。书自有其可贵处，但亦足见“”统治文艺十年，造成书刊之枯索呆板，故见新书有新风格，群趋之如大旱逢甘霖也。[6]176
显然，这是茅盾对赵清阁的广州友人评价《李自成》的那种观点的直接回应。这种回应，必然引起收信人赵清阁的重视，她也要正面向茅盾回答这一问题，这才有8月17日她致茅盾信札中的详细说明：
《光明日报》已借阅，阁下虽系书信，而文采卓越，创评论之新风格，不胜钦佩！阁下评价举足轻重，《李自成》之得以畅销诚与此有关。当然，“”统治下，文艺荒芜十年，人民如饥如渴，一见新书能不争相购读乎！至于《李自成》之好坏，正如前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耳。前函谈及鄙友意见，此间不少人亦有同感，证诸反应之大。为恐于我公影响不佳，故直陈，尚祈不以管窥见罪。¼¼
赵清阁谈及自己阅读《李自成》的印象，“总的感觉，雪垠能将李自成短短历史写出近百万字长篇小说（明史记载李自成丰绩不多），气魄可谓大矣！思想性、艺术性¼¼均有其可贵处”，但她也不回避小说存在的缺点：“文字冗长欠精炼，似嫌堆砌；情节繁琐，颇多重复”、“一些英雄人物口中讲些粗俗的话（刘忠敏、张献忠，乃至李自成等），我以为是有损英雄形象的；而且对青年读者影响不良，特别用了许多字典上没有的骂人辞汇，欠妥”[1]143。
茅盾如此频繁地在与赵清阁的往还信札里谈及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这一话题，主要时间还是集中在1977年2月至8月之间，这就进一步说明茅盾致赵清阁的这通写于“九月七日”的信札只能写于1977年这一年。结合信札的落款时间，能确定其写作时间就是“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
樊骏先生在关照中国现代作家日记和书信时，曾这样说道：“孤立地看，它们诚然往往失之零散、琐碎，不少内容还可能使人感到没头没脑。但它们都是当事人亲笔写下的原始的直接的实录，包含着大量真实、具体、准确的史实。把它们缀连在一起，不难发现作家的日常生活、人事往来、文学活动、生平经历、思想感情（包括一闪而过的念头、难以向人诉说的心灵波动、丝毫没有保留的自我解剖等），以及文坛事件、社会历史变故等方面丰富而且可靠的素材或线索，成为认识作家和把握文学历史演进轨迹的重要依据。”[3]33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茅盾1977年9月7日、1978年1月19日致赵清阁的这两通集外信札，对于理解茅盾1977年、1978年的时代侧面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书信作为文献具有特殊的价值。前面所列四部《茅盾年谱》，均未注意到这两通信札，期待今后的新编或修订版的《茅盾年谱》能在1977年9月7日、1978年1月19日各补注一条，加强完善茅盾的生平细节。它们不仅于茅盾有文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赵清阁的研究做了文献的铺垫。
这就不得不说到有关对“新时期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的认识。“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特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概念，它的起讫到底是从1976年10月宣布文革结束就算起，还是迟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为起点，这对于学界重新理解1976-1978年提供了学理的理解维度。如果按当前的学界认识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至少它不能线年这一历史时段的复杂性。这就进一步说明，1976年、1977年和1978年的历史纠葛，有待学界重新展开认识和确认，更有待学界把它们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来予以审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界更应看重茅盾在信札里不断提到的“义不容辞”这个词背后所蕴含的时代含义。尽管年事已高，尽管身体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作为老一代健在的新文学家，茅盾理解了自己在这一历史时段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他也才能不断地说服如此高龄的自己走在时代的潮流里，并努力推着这股潮流向前走。
[1]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2] 桐乡市档案局（馆）编.茅盾珍档手迹 书信[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M]//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 新华社.我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离任回国[J].人民日报，1977-11-20(5).
[5] 新华社.副主席观看朝鲜绘画展览，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等也前往观看[J].人民日报》，1977-12-17（4）.
[6] 茅盾.茅盾全集（38）：书信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7] 金宏宇.中国现代作家书信的文史价值[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9）.
[9] 钟桂松.新发现的有关茅盾的几则史料[J].新文学史料，2016（3）.
[11] 茅盾，姚雪垠.茅盾 姚雪垠谈艺书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①分别是1975年5月19日、6月24日、7月7日、8月13日、12月5日，1976年8月6日，1977年4月29日、8月5日、11月5日、12月15日，1980年10月18日。② 这也是她晚年坚持要加入中国的重要原因。1979年蒋锡金挑起对赵清阁人品的评价，后也由茅盾、楼适夷等干预才得以平息。袁洪权：《70年代末关于抗战文史叙述的一则公案》，《创作评谭》2019年第1期。
③此处综合了《茅盾年谱》（查国华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茅盾年谱》（万树玉编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版、《茅盾年谱（下）》（唐金海、刘长鼎主编，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6月）、《茅盾年谱》（李标晶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所涉及的1977年8月至1978年1月年谱条目记录。④ 此处并不算散佚在个人手上的大量信札（近些年有披露也未纳入加以统计），否则其数量可能更为惊人。
⑤在7月26日致王西彦，7月27日致周而复、致袁良骏，7月28日致查国华，8月5日致马子华、致万树玉，8月11日致黎丁，8月16日致胡锡培的信札中，茅盾均明确说明由“家人代笔”。
（作者简介：袁洪权，1978年生，男，土家族，重庆石柱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及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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